像个农夫似的生活着

    沿着京密引水渠东行，在燕山脚下，有个被贾方舟誉为京城北郊的“桃花坞”的上苑村。穿过厚厚的白杨林，那个村子就躺在它的深处，每天晚上睡在流淌着梦的河水边。下苑村和上苑村仅一街之隔，田世信就住在下苑村。问及102号在什么地方时，村头的老大娘很茫然。她们说，如果你问房子的主人，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他们家。她们指了指前面的一座红房子说，那就是田世信的家。老远就听见院内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开门的是一位脸上棱角分明的但很和蔼的男人。他说，他就是田世信。现在他正想搭个用于雕塑的棚子。满身灰尘的他把我领进了摆满雕塑的客厅。

　　田世信的客厅内摆设得很随意，就如他的个性。他说，他没有太多的嗜好，喝点酒，抽点烟，一则消除疲劳，二则试着寻找恍惚之中的东西；也喜欢唱戏，让自己沉浸在旧时的回忆中，而最大的乐趣则是雕塑。他觉得在下苑村这样的画家村里生活，很有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虽然也有现代化的设备，享受着现代咨询和交通的便利，但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寻求一份“不扰人，也不被别人扰”的安宁，认真地进行自己的创作，在城外以一种顺乎自然本性的心态看城里的生活，然后用雕塑表达出来。在下苑村生活不是一种消遣，他说。毕竟活着就应该干活。

　　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说，在当代中国雕塑界，田世信是一位有强烈个性和独特风格的艺术家。他早期的作品以浓郁的乡土气息感人。那是他以特有的抒情诗人的气质，在淳朴的贵州山人中发现和表现那些能唤起自己激情和创作灵感的形象与情景，而且在艺术语言上也借鉴了贵州民间艺术。在田世信的艺术生涯中，和贵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田世信1956至1964年在北京艺术学院附中和大学学习了八年，但对他的成长影响最大的却是在贵州的25年的生活经历。从1964年起，他在离贵阳市西南30多公里的清镇县中学教书。在那里，他没有条件画画、作雕塑，只能偶尔拿起画笔和粉笔作些素描。但这一段生活经历成了他最珍贵的艺术积累。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成了尔后艺术创作最珍贵的艺术养料。曲折坎坷的生活道路和环境往往是造就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条件。

　　在贵州的那段生活经历使田世信的创作风格逐渐从优美中走出来，自觉地也是很自然地追求粗犷、稚拙的力美，在注重艺术形象生动性的同时，更加注重形象的深沉感和悲剧感。他经常用变形、夸张以至扭曲的造型语言，使创造的形象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他这是在本质的真实中显美、显力、显生命的意识，在怪诞、残缺中显雄健和倔强，在苍劲、荒凉中追求崇高的悲剧性。

　　《山音》中的人物是田世信手下经常表现的彝族山民形象，表现的是山民最富有生命激情的时刻－－在大山中讴歌长啸。然而人物形象的坚毅甚至木讷，裸露着的粗大笨拙的手脚，乃至于在身边跑着的带小猪仔的老母猪，又揭示出山民们每日生存的劳苦艰辛，将人的充满激情的生命颠峰状态与沉闷单调的日常劳作并置，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在挣扎、呐喊，也在欢呼奔走，痛苦与欢乐共存。

　　从《司马迁》、《屈原》、《谭嗣同》、《秋瑾》、《王阳明》等悲剧性历史人物的塑造中，可以看到他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田世信说，在中国戏曲中，悲剧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悲剧并不是悲观，而是加重了生命的厚度。他说：“悲剧性的人物更能让人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作这些雕塑其实是在感慨历史角落中的一个悲剧。”

　　已年届花甲的他说，他是扳着手指头过日子的人了，每过一天就要从自己的有生之年里减掉一天了，所以好多聚会他都谢绝了。“人活在世上，老天爷是给你使命的。我的使命就是要把对中国雕塑的认识和意义搞清楚。对我而言，就是想把中国人对形、体、具像造型的理解和认识延续下来或者有所发展。或许这么说显得我这个人很不客气、很不谦虚，但我活得敢于承担责任。”

　　田世信曾经写道：“以往常乘火车路经河南。去时一片汪洋，归时耕地干裂得像中国碎瓷的图纹，但那里的农民没有去理睬这‘法定’的灾荒，每年照常执着地将种子播下去。我欣赏他们的执着！眼下，我选择了一个远离都市的创作环境，这里很好，既无人扰，又不会自扰。每天，我像个农夫似的干着活儿，生活着。”